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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一代

如何让他们参与宣教

千禧一代(生于1980-2001)——美国社会最大的群体——已经成年。根据皮尤研究,他们将实现美国历史上数额最大的代际资产传承(估计为58.1兆美元)。然而,跟上一代相比,他们在宗教方面更倾向于无宗派、无组织,也不太相信上帝。这影响了千禧一代的捐赠行为以及对象,也因此成为福音派领袖逐渐关注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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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一代的特征

根据皮尤研究数据,在被调查的千禧一代中,29%的人认为自己不附属于任何宗教,50%的人认为自己政治独立,尽管在大多数议题上他们倾向于民主党派。他们是美国历史上种族多元化程度最高的一代,43%的千禧一代为非白人。26%的千禧一代为已婚,在同一年龄段,与之相对应的数据为:“X一代”(36%),“婴儿潮一代”(48%)以及“沉默的一代”(65%)。

大约19%的千禧一代认为大多数人是可信的,而X一代有31%,婴儿潮一代的40%和沉默的一代37%这样认为。然而,对于未来,他们比X一代、婴儿潮一代和沉默的一代更乐观。

作为”网络原住民“,他们成长于万维网的虚拟世界中,他们的身份和意义是在万维网的世界中塑造,与他人关系的延展也是通过技术来完成的。他们有3000亿美金的直接购买力,其中690亿是任意随机的。他们大量的资金用于高度教育,但同时也累计了教育负债记录。他们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圈相互重叠,并且追求超越私人企业、政府和非盈利组织的藩篱。

不稳定的财务状况?

千禧一代的收入低于上一代:
2010年,25-34岁高中学历的男性平均年收入为31,000美元,而1980年此群体平均年收入为41,000。(按2010年美元价值计算)。
他们背负更高的债务。
千禧一代更多依赖于父辈的支持,经济上仰赖父母直至20多岁。
他们处于一个金融系统动荡和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时期。
他们较没有工作安全感,为了保持就业,他们必须持续面对接受新训练和教育的挑战。
非营利组织的数目(180万)不断增长,争相获得有限的经济资源和有限的注意力,而千禧一代正是非营利组织的潜在捐助者。

意义: 积极的角度

卡里·杜恩·萨拉托夫斯基和德里克·费尔德曼在他们合著的《带出改变的事业——千禧一代为何以及如何参与非盈利事业》一书中提到,”千禧一代喜欢用简洁、适用于移动通讯工具,由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真实故事和视觉表达,这正在迅速影响机构组织与其受众之间的沟通方式。“他们提到千禧一代的几个特征,这些特征会影响他们的慈善行为:
他们会冲动地捐赠。
他们希望能看到他们的捐助对所参与的项目贡献的成果。
他们倾向于向活动项目捐助和向同辈捐助。

同辈是影响千禧一代捐助行为的显著因素:
他们倾向于从同辈那里了解各种机会。
他们愿意帮助那些他们所关心的事业筹款,通常会面向他们的朋友和家人筹款。
个人向其朋友所施展的影响是最具实质性的。

刺激千禧一代参与某项事业的最重要的四个因素为:对该议题充满热情;遇到志同道合的人;提升他们的专业技能;贡献他们的知识、经历和时间来帮助某项事业。

技术方面,他们使用网站和搜索引擎来收集信息,寻找志愿服务的机会。他们愿意在线捐助而不是通过传统邮寄方式获取信息或是通过线下活动捐助。他们通过自己的网络相互连接,在线沟通。

《带出改变的事业》一书的作者们总结道:”我们的研究显示这一代人充满活力,试图将世界改变的更美好。机构组织的任务非常清晰,他们不能只满足于老一代的捐助者和志愿者。更年轻的一代要求他们所支持的事业做出改变,改变人们参与的方式。我们希望这些洞见能帮助机构组织更好地与千禧一代合作,发挥他们的能量。

意义:不太积极的角度

克里斯蒂安·史密斯在《在变更中迷失——新兴成年一代的阴暗面》一书中警示道,尽管千禧一代乐意有利他的动机,他们缺乏理性化的工具和技能,难以在任何项目中维持对慈惠事业的长期参与和兴趣。因此,许多事工和非营利组织感受到需要进入的市场争夺战中,成为“被选择的事业”。

因此,史密斯提到千禧一代常常发展出“一种对更宏大的社会和政治世界的强烈宿命感。所以,他们一方面对自己个人的未来充满乐观的情绪,但另一方面却很难对改造整体社会政治的未来持有乐观的情绪。”他继续陈述到:“如果新一代成年人不及早开始学习实践公共捐助和参与,至少在他们生活稳定下来之后就要学习实践,否则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他们会在以后的年岁里学习付出。”

根据史密斯,有缺陷的“道德想象”使千禧一代无所适从,并且道德感混乱。
“委身参与公共空间,这需要跟其他人一起建构终极规范和道德理想……今天太多新兴青年缺乏基本的理性工具做判断,以决定什么是真正道德正确及错误,什么真正有利于个体和社会的。几乎没有人学习过如何抓住真正的道德信念,如何温和地在道德多元主义的世界里生活……任何概念,凡是涉及承担人类的共同责任,或是保护邻舍生命和尊严的崇高召唤,或是寻求公共利益的道德责任,几乎在新兴青年一代中完全缺失,而这些概念本可以促发公民参与,政治参与,志愿运动甚至是经济捐助。

史密斯承认,千禧一代有很多“做善事”的例证,但这些例证常常造成对这一代整体的错误印象,似乎”今天的年轻人都在深度地委身于社会公义,热情地参与政治,积极地在本地社区参与志愿服务,奉献自我以建设一个更环保、更和平、更公正的世界。这几乎是对真相最不准确的描述,特别不适用于描述全国范围18-23岁的群体。”

谁是正确的?

两方面都提出了真知灼见,帮助理解千禧一代的慈善行为。萨拉托夫斯基和费尔德曼帮助我们理解千禧一代“如何”捐助,而史密斯更深入地探讨了千禧一代“为什么”捐助。

双方的研究都强聊了家庭和朋友圈的重要性,事实上新兴成年一代的社会参与度远高于他们的前辈。双方都支持了技术和电子连通度的重要性。最后,双方作者都提醒不要过度概括整个一代人,并得出这样的结论,千禧一代不喜欢被贴上任何标签,唯一例外的可能是他们都喜欢被认为“神秘莫测”。

对基督徒领袖作出回应的建议

基督徒领袖必须更恒切地祷告学习;可以从Causeforchangebook.com 以及千禧一代的影响力报告开始学习。更多具体的建议:
作为基督徒领袖,思考教导辅导千禧一代的圣经和道德框架(道德责任感或向按着上帝形象所造的人类所当尽的义务), 但同时必须用行动来教导和辅导。
所谓基督徒筹款者,期待(并且努力实现)从大量的千禧一代那里获得小额的经济捐助。高净值的个体捐助者模式在这个群体中可能不是很有效的方式。
学习熟悉一些新的在线捐赠平台,例如Crowdrise, fondly, razoo, 或是kickstarter。
考虑如何使千禧一代参与到一项社会事业的异象和策略中来,而不只是让他们来补足经济需要。
考虑多层次的方式让千禧一代参与到事工中,一开始可能是微不足道甚至是虚拟的方式,但这样的方式并非不重要,有可能把他们引向更大更具创意的方式。
用叙事作为工具来讲述真理,激发道德想象。
确保教会和事工的经济活动是敞开而透明的。
因为千禧一代受到同辈和家庭的影响显著,所以要鼓励捐助者分享信息,提供清楚而准确的方式使他们可以将家人和朋友带入捐助的过程。

进一步的意义

千禧一代是社会重要的群体,他们心思缜密。这一代充满好奇心而又积极参与社会的群体将要承接管理神国资源的重任。使基督的名得荣耀,这是一场持久的接力赛,而这一次接棒的过程至关重要,
花时间和资源理解“如何”和“为何”捐助
不要过分关注技术,技术自身不能完全地定义这个群体。他们使用技术,甚至看上去是毫不停歇地使用技术,但大多数情况下,技术是他们表达关系的工具。

他们看重真诚、值得信赖的关系 ,并且渴望这种关系。要让千禧一代捐助福音布道和门徒训练的事工,这需要建立信任,帮助千禧一代看到他们的捐赠所带来的真实影响,并且他们的捐助创造出远超过财务本身所产生的意义。如果千禧一代的捐助者看到他们的捐赠是可以到达受助者的,是吸引人的,是有意义的,很有可能他们会在他们的同伴网络中传播这样的信息。一旦有这样的循环展示,捐助就不受时间的限制,超越代沟——如果有一个朋友邀请我们参与,我们就跟随。

最后,作为基督徒领袖,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克里斯蒂安·史密斯的提醒,深入发展“为什么”要为宣教奉献。史密斯运用了一个概念“社会逻辑或道德想象”来描述一个框架和基础,他认为很不幸地是,这一概念在这一代人中没有很好地发展起来。特别对于千禧一代来说,我们慷慨乐捐的信息必须基于圣经神学所产生的教会使命,以此发展他们的道德想象(见克里斯托弗·莱特的《上帝的宣教子民》一书)。

时机已经成熟,我们需要将强烈而连贯的整全宣教的异象传递给千禧一代。这个使命的异象根植于圣经神学,试图通过激励这一代人慷慨的奉献他们的时间、才干和财富,将我们的时代最大化地置于圣经叙事的救赎框架下,而不仅仅是完成使命让基督再来。

Endnotes

1 皮尤(社会趋势),pewsocialtrends.org/2014/03/07/millennials-in-adulthood.

2 关于定义,参见http://www.pewsocialtrends.org/2014/02/11/the-rising-cost-of-not-going-to-college/sdt-higher-education-02-11-2014-0-05/

3 皮尤(千禧一代的影响力),www.themillennialimpact.com

4 福布斯,http://www.forbes.com/sites/onmarketing/2014/05/09/millennial-marketing-lessons-every-financial-services-giant-will-need/

5 皮尤(社会趋势)

6 克里斯蒂安·史密斯与卡里·克里斯托福森,希拉里·戴维森,帕特里西亚·施奈儿·和措格。《在变更中迷失——新兴成年一代的阴暗面》(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11),14
7 卡里·杜恩·萨拉托夫斯基,德里克·费尔德曼,《带出改变的事业——千禧一代为何以及如何参与非盈利事业》(约翰·怀里和桑斯,2013),XVI

8 杰夫·弗洛姆,塞莱斯特·林德尔,莱尼·德克尔,”美国千禧一代:解码神秘莫测的一代“。这份由巴克利所出的报告是基于”Servive Management Group”, “Boston consulting Group“和巴克利共同合作的一个研究。

9 www.themillennialimpact.com

10 见《捐赠循环》,安吉拉·艾肯贝利,也可参见”百分之一基金会“网站(One Per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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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夫·史特顿是哈利·J·罗耀拉慈善基金的执行主任。他是牛津宣教研究中心的博士候选人。他的研究兴趣主要在于美国福音派教会千禧一代的信仰与慈善行为的交集。

托马斯·哈维是英国牛津大学牛津宣教研究中心的学术主任。他于1997-2008年任教于新加坡三一神学院,为系统神学高级讲师。

11 11月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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