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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9/11袭击以来,福音派对伊斯兰教的观点变得冷酷并不让人惊讶。例如,美国国家福音协会前任主席Ted Haggard说:“基督教的上帝鼓励自由、爱、饶恕、兴盛和健康,伊斯兰教的神看重的似乎完全相反。两位神的个性在侍奉他们的民族的文化、文明和性情中一目了然。”[1]

澳大利亚人Mark Durie称,伊斯兰国(IS)的“战术是由施行伊斯兰战争教法的酋长来管理的。许多IS施行的虐待直接来自伊斯兰法律教材。”因此,“说服非穆斯林的西方人伊斯兰教不是问题的这种尝试,反而让形成对抗吉哈德暴行的有效战略变得更难。”[2] 对于很多福音派来说,吉哈德群体包含了所有出现在日常恐伊斯兰话语中的成见:愚民、原始、残忍,这些群体蕴含着所有和猜想中的伊斯兰教的“核心”联系着的偏见。伊斯兰教的核心?毫无疑问,与穆斯林反复否认的相反,像IS这样的极端伊斯兰组织的意识形态方面植根于伊斯兰文化并得力于伊斯兰历史。圣战(吉哈德)主义者们引用主流伊斯兰文本来自己的行动正名。然而,引用伊斯兰文本本身并不一定使其观点和行动符合伊斯兰教。乌干达的圣主抵抗军(Lord’s Resistance Army),大卫·科里什的大卫真理教(BranchDavidians of David Koresh),以及其他很多古怪的基督教异端也引用了圣经。而且,这些声援者是否博学、社会地位如何也不重要。基督教的牧者领袖和神学家在过去也误用圣经来为现在基督徒堪为可耻的行为正名!

唯独圣经

那些声称吉哈德团体代表了伊斯兰教核心的人,实际上反映了一种西方的思维方式。他们有意无意中假想了一种释经家式的对伊斯兰教的解读方式,想象我们可以直接将权威文本和吉哈德主义者的行为联系起来解释伊斯兰恐怖主义。为了证明他们的观点,他们往往将吉哈德团体的个别行为和伊斯兰的经典、传统、律法文本和穆斯林学者观点等一系列参考联系起来。这种固执的“唯独圣经”方法和吉哈德主义者自己的“唯独古兰经和教法”方法实际上无异。

复杂的起因

宗教生活的事实不是那么简单的。绝大多数的基督徒和穆斯林并不依据“唯独圣经”和“唯独古兰经和教法”生活——即使他们声称自己是依据它的!社会政治、地缘政治、种族、民族、文化、宗派、经济、历史和存在着的现实编织成的一张复杂而流变着的网络影响着我们活出信仰的方式。我自己的观点是,在一些伊斯兰教的教导中存在着暴力的种子。然而,这些种子需要温床来孕育。压迫型政府、软弱而腐败的国家机关、文盲率、盲从和贫穷等很多穆斯林社会的疾病成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温床。其他还包括历史记忆、阴谋论、西方政府外交政策的失误、对主流社会幻想的破灭和穆斯林亲年在西方社会的异化感等。不去认真考虑这些因素,我们就不能理解吉哈德的思维方式,更不用说想出一种可靠可持续的回应。

违反伊斯兰律法

吉哈德主义者引证的一些为自己行为正名的法律和教条上的命令,虽然是伊斯兰律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实际上他们却违反了律法,因为是他们自己在掌控和做主。很明显的例子是,发起圣战(吉哈德)必须符合一系列必要条件和合宜的准则。怎样的群体可以被袭击、如何袭击和朝什么方向发展,这些在权威的伊斯兰文本中都是非常复杂和要求严格的。

例如,就像基督教的正义战争理论会小心地将宣战权单单归于政府,在伊斯兰律法中,只有合法的伊斯兰政府可以发起圣战,个人或是非国家行为体则不行。例外情况是,当一片穆斯林土地被袭击或被敌军占领时,圣战或是反抗才会成为个人都责任。但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能够合理代表被占领国人民的合法权威才能正式发起圣战。通过自己发起和进行圣战,基地组织、IS和博科圣地组织(Boko Haram)等群体都是异端的篡位者至于圣战的准则,与伊斯兰恐怖分子从伊斯兰律法教材上运用战术的观点相反,他们的很多暴行与逊尼派伊斯兰教四所正统的律法院校都不一致。这四所院校都称妇女、儿童、老人、残疾人、祭司、商人、农民和所有非战斗平民不应在圣战中被袭击和杀害[3]

农田、商户、市场、敬拜场所(包括非穆斯林的)等有经济价值的事物不能作为袭击目标。伊斯兰律法允许这些作为战利品,但不能被毁灭。对平民的故意侵犯、劫机或炸飞机、在市场的无区别轰炸、对教堂和寺庙的袭击、谋杀宗教任务——所有这些吉哈德群体的行为——违反了伊斯兰律法关于圣战准则的清楚限定。

叛乱

吉哈德主义者的意识形态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他们拒绝并经常反抗伊斯兰国家的已有政府。他们在世界范围内宣告穆斯林政府是非伊斯兰和非法的,发誓要用哈里发政权来取代现有政府。

为了实现他们的目标,这些团体袭击和杀害穆斯林反对者,用被称为Takfir的教条来为自己的行动正名。这个教条规定了穆斯林同辈可以被判为非信徒并被杀害的情况。这个教条起源于7世纪。有分裂宗派(被称为哈瓦利吉派Kharijites)的曾教导说,对被判有罪的穆斯林同胞或是穆斯林统治者进行驱逐和圣战是可接受的。这个观念一时被其他穆斯林社群一致地复制,而四所律法院校继续反对。确实,伊斯兰教的律法传统包括了对哈瓦利吉派的明确裁定,将他们归为非信徒并应当被对抗和处死

谴责

有了对伊斯兰传统的明确共识,便可以理解为什么世界各地的穆斯林领袖,包括伊斯兰合作组织(Organization of Islamic Cooperation)、沙特阿拉伯的大穆夫提(Grand Mufti)、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的大阿訇等,都反复公开谴责基地组织、IS和博科圣地组织。巴基斯坦的带头穆斯林学者Javed Ahmad Ghamidi和Muhammad Tahir ulQadri都拥有可观的追随者和影响力,他们针对吉哈德的意义和准则分别出了书[4]和发布了裁决(fatwa)[5]。他们都否决了恐怖主义和暴力反叛,跨越数世纪和各宗派从古兰经、先知的传统、律法和神学杰出人物广泛引证。他们宣称IS是哈瓦利吉派、恐怖分子、反叛者和异端。2014年9月19日,世界126名伊斯兰教领袖人物签发了一封“致巴格达迪(Al-Baghdadi)的公开信”,挑战IS意识形态的伊斯兰教基础。(http://www.lettertobaghdadi.com/)

这些公开谴责对吉哈德团体的领导影响或许微乎其微,但他们在非法化吉哈德意识形态从而削弱它对青年穆斯林的吸引力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我们应当认真对待并尽力帮助他们增强影响力。不幸的是,针对吉哈德团体的西方批评者忽视了这些声音,甚至有时不信任他们。我太经常听到人们说:“改革过的伊斯兰教不是伊斯兰教!”这不仅是对于穆斯林在他们自己的传统中能和不能实现什么的一种高傲的宣称,也是一种行不通的立场。当一个穆斯林告诉一个基督徒:“古兰经教我爱你”,为什么这个基督徒就该告诉对方:“不,古兰经其实教你杀我”?

讨论议题

在我看来伊斯兰教本身不是问题,但穆斯林社会显然存在问题(其中有一些上文已提到,它们成为暴力的种子孕育的温床),而基督徒必须与穆斯林开诚布公地对话。作为一个研究伊斯兰教的基督徒学者,以下是我认为需要和穆斯林坦诚讨论的问题: 默许

在几乎所有吉哈德团体的形成阶段,当地的穆斯林宗教和政治领袖要不是睁只眼闭只眼,要不就是积极支持他们的活动。伊斯兰政府、组织和商人资助了他们并利用他们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被伊斯兰教权威如此广泛谴责为异端的团体,特别是当他们的袭击指向非穆斯林和西方的利益,为什么会得到主流穆斯林世界这么多的支持?

 攻击性教导

因为害怕被极端的传道者贴上坏穆斯林或非信徒的标签,对于权威穆斯林语境和大众意识中的大量关于非穆斯林公民的攻击性教导,世界各地的穆斯林领袖通常睁只眼闭只眼。对于吉哈德、叛教、僭妄的律法、穆斯林社会中非穆斯林公民的地位等问题,他们这是这么对待。尽管吉哈德团体在宣称自己有权解读和施加这些律法这方面是异端,但教导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反叛和极端主义的产生。对于伊斯兰学者和领袖们来说,这难道不是重新审视如此轻易被极端主义者滥用的教条的时候吗?流血事件泛滥、穆斯林大量受害,这难道不是一个清楚的迹象表明要彻底改革吗?[6]

主要趋势

我的问题没有被忽视。伊斯兰社会内部刮起了一阵风,一场为伊斯兰之魂的战斗正在严肃进行。有大量醒悟了的青年伊朗人、埃及人和伊拉克人一起放弃宗教。普通穆斯林们从伊斯兰教转向其他宗教,包括基督教(在有友善的基督徒同在的地方)。[7] 我们也看到伊斯兰教中对伊斯兰文本和历史批判性重读的这样一个成长着的进步趋势。这些都表明穆斯林世界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反省。9/11事件之后,进步的穆斯林学者们公开宣称他们反对“那些敬拜在天空杀害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复仇之神的人,这样的神太渺小、太刻薄、太种族化和男性化”。他们对这些宣称:“你们这样的仇恨和暴力不是以我的名,也不是以我的神的名!”[8]

回应建议

作为成长在穆斯林世界的人,我想以这样一个结论作为结为:福音派自己也需要改革近几十年来,福音派也是造成穆斯林土地上基督徒减少的原因之一。我们面对极端团体真实或假想的威胁,躲了起来。我们在穆斯林社会从事各种地下的秘密宣教,而不是公开挑战基督徒在那里传福音被定为犯罪的现实。而我们要警醒和祷告,防止极端伊斯兰通过重新定义我们的见证和价值来将福音派极端化。这不是一场属血肉的争战,而是与灵界执政掌权的黑暗势力之战。我们不能使用我们的反对者会使用的武器,如偏执、阴谋论、政治宣传、谎言和仇恨。我们被要求用出众的武器:披戴真理的带子,公义的护心镜,平安的福音,信德的盾牌,救恩的头盔,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以弗所书6:14-17)。

本文更详细版本已发布于First Things: http://www.firstthings.com/article/2015/01/challenging-radical-islam

Endnotes

  1. Steven Waldman, ‘Do Muslims and Christians worship the same God?’ Slate, 17 December2003, http://www.slate.com/articles/life/faithbased/2003/12/commandment_the_first.html.
  2. Mark Durie, ‘“Three Choices” and the Bitter Harvest of Denial: How dissimulation about Islam is fuelling genocide in the Middle East’, Lapido Media, 12 August 2014,http://www.lapidomedia.com/three-choices-andbitter-harvest-denial-how-dissimulation-about-islam-fuelling-genocide-middle-east.
  3. Editor’s Note: See article entitled ‘Responding to the Challenge of Boko Haram’ by John Azumah in the November 2014 issue of Lausanne Global Analysis.
  4. Javed Ahmad Ghamidi, The Islamic Shari’ah of Jihad (Lahore: Al-Mawrid, 2005).
  5. Muhammad Tahir-ul-Qadri, Fatwa on Terrorism and Suicide Bombings (London, UK: Minhaj-ul-Qur’an International, 2010).
  6. 编者注:参见文章‘Persecution of Christians in the World Today’ by Charles Tieszen in the September 2013 issue of Lausanne Global Analysis.
  7. 编者注:参见文章 ‘Turmoil in the Middle East’ by Wafik Wahba in the November 2013 issue ofLausanne Global Analysis.
  8. Omid Safi, ed, Progressive Muslims on Justice, Gender and Pluralism (Oxford: OneworldPublication, 2003), 9-10.

John Azumah是洛桑伊斯兰教高级专员和美国佐治亚州哥伦比亚神学院世界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副教授。John主要研究伊斯兰教和基督徒-穆斯林关系,并在此领域著作颇丰,包括“非洲的阿拉伯-伊斯兰遗产:对跨宗教对话的追寻”,“我的邻人的信仰:为基督徒解释的伊斯兰教”,两本合著的专著、数篇期刊文章和著作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