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sanne Global Analysis

民族主义与福音使命

福音派领袖议题

1861年,英国议会议员詹姆斯·阿德利牧师,为他的英国的悔改向神祷告。他的祷告是这样的:“我们真心的为这个国家的过去的一切罪恶感到忧伤。我们深切的反思我们国家现在的罪,并为它感到羞愧。

澳大利亚首相托尼·阿博特,最近抨击了澳洲国立广播公司—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因为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了:澳大利亚一直在暗中监视印尼总理的新闻。托尼·阿博特抱怨说:“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本能的站在了公众这一边,而不是澳大利亚这一边。你们不应该对你们自己的国家反唇相讥。”新闻工作者们陷入了疑惑之中——他们的首要的忠诚到底是对真理的准确报告,还是国家利益?

这样的对比再明显不过了。 

国家主义的两难境地

这是在全球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心中的一个两难境地。乌尔里希·贝克描述在“偷渡”遍地开花的全球趋势下,这个是我们最不期望的。他们经常使我们的基督教领袖头痛,也给那些管理着多民族群体的教会或宣教机构的负责人,带来很多挑战。这个简单的观察,需要我们在全球宣教的背景下,了解民族主义的范围和重要性。

欧洲的民族主义浪潮 

在全球范围内,笔者现在最了解的是欧洲所面临的的挑战。民族主义政党为了能够赢得在地区性、全国性、或是欧盟的选举,必须要在新移民、穆斯林或是历史少数民族中获得支持。

  • 荷兰:反伊斯兰的自由党,在2010次大选中,赢得了150个席位中的24个。直到2012年该党一直都是少数党政府的关键盟友。目前荷兰在欧盟议会的25个成员中,有4个来自该党。
  • 匈牙利:Jobbik,成立于2002,占有国会386个席位的43席,并且在欧盟议会中占有2席。它是匈牙利第三大党。该党致力于推行匈牙利传统价值观和利益,在其它事务上,把描述自己成一个“激进的基督教爱国党”。评论家们把描述它为“反犹主义”和“新纳粹”。
  • 意大利:北方联盟是一个分离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政党,在意大利北部作风强硬。在2010年,该党在各级政府当选的41位官员,控制了14个省。它现在占据着意大利在欧盟73个席位中的9席。
  • 法国:民族阵线党(FN),成立于1972年,在2010年的大选中获得了20%的选票。该当拥有3位欧盟议会议员,2位国会议员。他们频繁的以圣女贞德为口号,来维护法国的传统价值观和利益。
  • 英国:英国国家党(BNP),成立于1982年,现在有2位地方议员和1位欧盟议员。随着英国独立党(UKIP)的崛起,一个不那么极端的民族主义政治形势已经初现端倪。它在拥有9位英国的欧盟议员,220位地方议员。
  • 希腊:人民党(LAOS),成立于2000年,在欧盟议会中有2个席位,在地方议会中有121个席位。该党激进的宣称,只有东正教才代表希腊民族主义政治身份。
  • 丹麦:自2001年以来,左翼丹麦人民党(DF)的民族主义者,一直奉行致力于保护丹麦的文化遗产,包括君主制和丹麦教会的政策。通过其22为国会议员,1位欧盟议员,以及186位地方议员,它反对把丹麦推动成为一个多民族社会,工作移民,以及促进移民文化的同化。

来自中欧的民族主义政党,往往针对少数民族的历史和普遍偏向于亲法西斯(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意识形态。西欧的往往针对多元文化,移民,尤其穆斯林移民。

当民粹主义政党引起恐惧的时候,教会往往很难表达清楚的国度的观念。尽管教皇本笃十六世经常提到这是在价值观上的灵性危机,在经济和政治不稳定的环境里,也没有统一的福音对话。在某些情况下,教会发现自己已经有意或无意地被描绘成,遏制非基督教移民的大量涌入的爱国主义者的盟友了。

在2013年BBC、纽约时报、世界报、英国卫报和澳大利亚世纪报,给出了民族主义在全世界35个国家和领土范围内的实例报道。 

我们该如何思考的民族主义?

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1,早在他自己对民族主义的批判,就得出结论:民族主义者高于一切,发出“呼吁在处理平均主义的问题上要差异化”这在全球是自然性的。他假定民族国家,已被深深的卷入了全球市场经济。Gerard Delanty2 教授认为,民族主义的成功在于他们通过想象共同体的形式,培养国家归属感、民族亲切感、民族通用性、民族独立性和自觉性的能力。而这些能力一般被认为,已经被民族国家、政治性政党或是全球性政府机构,给消弱甚至是摧毁了。

全球性政府机构,通常根植于跨主权的形式的政体,拥抱日益高效的跨国市场,以合作的形式(包括欧盟)的出现。欧洲怀疑论者对欧盟最典型、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冲着它的组织形式。即它以法律和条约为框架支持的共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形式。恰好,正是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最终签订的1992年,许多欧洲极右翼和民族主义政党的成立。

在抵制全球化,大多数民族主义使用的方式是二者必选其一的虚构性假设论。它们包括:

  • “边界”神话(常见的,例如,在美国);
  • “宗教的起源”神话(如匈牙利极右翼政党复原主义者的马扎尔神话);
  • “英雄”的神话(如澳新军团的神话对当代澳洲身份是如此的重要);
  • “创造”神话(在世界各地的土著民中很普遍);
  • “宿命”神话(不仅限于美国)

当然,这样写会得罪那些在这些神话上有更多的历史性材料记载的国家,他们的材料可能比这篇文章所能呈现的更多。不过这个事实本身也说明了神话,它们在动员公众舆论,激发行动,并最终推动国家的集体行动方面的能力。 

福音派领袖的问题是什么?

首先,洛桑大会显然是福音派基督教的一个普世性的表达,从而也表现出其他全球性运动的一些特性。洛桑会议的致力于一个异象,基督的普世性的肢体。我们被同一个异象激发热情,这是完全恰当的,并完全与神的国度的异象相称。然而,洛桑大会,经常要在普世议程中,平衡不同福音机构的国家利益;并在议程中敦促该大会的领袖们。

其次,不同的宣教团队目前分布在世界的不同地区,例如,有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成员。当然,根植于神的国度的更广阔的视野,会使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同工们,在分享乌克兰当前形势时,有更多共同的看见。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明智的领袖在准备团队内部的热烈的讨论时,要为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情绪设置一个底线:

  • 站在双方的立场上,这样才会更有意义的沟通。当然,通常情况下我的国家有权利得到我的支持,并且我的国家的媒体可能更准确地告诉我真相。
  • 在从爱国主义到民族主义的过程中,当“我的”的信念成为对我的国家绝对的、忠诚的时候,就需要一个做出一个取舍,并努力沉默转移到别的问题上。

第三,作为另一个例子,中国和日本之间集中在几个小岛的激烈争论。2013年,曾扬言要驱逐一个在中国的英文班教书的作者。主要问题是因为,当这位作者说到,某个事件在他们国家没有被广泛报道时,学监们就表示强烈的抗议。任何关于一个国家的重大利益的问题,都可能很少被其他国家的媒体报道;但作为一个精明跨文化宣教的基督工人,必需要时刻警惕黑暗势力,借着民族主义的抬起牠丑陋的头,威胁到那些美好的见证。

当然,民族主义对于那些跟随耶稣基督脚踪之人的祸患,是显而易见。一个民族的基督徒,以民族身份的名义被召集团结起来,对抗另外一个。精明负责的媒体评论员会发现,宗教对公共和政治对话的影响。例如,如果没有这个认识,就很难对今天乌克兰的危机,有一个很深入的看见。在基辅东正教的出现,与“俄罗斯的浸信会”(“Baptism of the Rus”)是现今乌克兰与俄罗斯各种矛盾的症结。

圣经的角度

福音派偶尔会表达一下合一的观点。这么做总是没有错的。然而,他们也应牢记英国神学家Esther Reed的忠告:

我们不可能以民族和国家的名义来工作,那样会产生一种道德上的偏袒或是政治优越感。以至于否定了其他人和别人一样的共同人权,进而产生仇视,民族之间的猜忌,纵容暴力,破坏大家的共识。3

以圣经为中心的关于国度(民族)的神学观点,应该是这样的:他们是上帝创造的高峰,他们应该为他们盲目的自大而哀恸,宣告他们是上帝救赎计划的中心,召集各方各族归回基督的身体。不过,也需要包括在末世各方各族,都要伏在基督的审判之下。基督徒的身份和忠诚,只应定睛在基督身上。所有其它形式的忠诚,都是暂时的,都会过去,最终,在基督对各方各族的审判台前,一文不值。 

建议的回应

首先,我们需要为我们在工作中,本能地感觉或是表现出来的对同工或是工作对象的任何偏袒或优越性,向神悔改。

其次,我们需要努力确认我们自己的事工和事工团队内部潜在的民族紧张关系的来源。我们应该准备应对那些时不时的,由地缘政治发展产生的棘手问题。最好是,在一个团队内部小心谨慎的提出问题,并试图以一种健康的方式来处理他们。永远争取在对基督的死与复活的共识中化解矛盾。否则后患无穷!

第三,我们应该为那些可能要进入民族关系紧张的国家,服侍工作的同工,提供相关的培训。主耶稣祂自己,也在祂的事工中面临过这样的问题,并曾就“该不该向凯撒纳税?”这个问题,给出了清晰、智慧、充满恩典的回答。我们可能也同样的,需要在我们培训中注意这样的问题:“终于你的国家和忠于神”。当然,基督徒需要时时提醒自己,忠于神永远优先于忠于国家。这个事实,有时会要求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我们自己,最终在多大程度渴望做我们的万主之主——耶稣的门徒。

达雷尔 – 杰克逊(Darrell Jackson)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Missiology at Morling学院的高级讲师。他是一位来自英国的浸信会牧师,并曾在匈牙利的Conference of European Churches服侍三年。他是洛桑国际网络研究所(Lausanne International Researchers Network)的主席,并在世界福音派联盟(WEA)事工委员会服侍。

[1] Charles Taylor, ‘Nationalism and Modernity’ in Robert McKim and Geoff McMahan, eds, The Morality of Nation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51.

[2] Gerard Delanty, Community, 2nd Edition (Abingdon, UK: Routledge, 2009), p 151.

[3] Esther Reed, Theology for International Law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13), p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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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4月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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