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期中我们将回顾洛桑1974大会40周年以及其传承。我们也会探讨成功神学的议题。这个议题近期才更多的成为一个对普世宣教的显著挑战（尽管在《洛桑信约》中关于过简朴生活的呼吁或多或少已经将这个议题列入了我们的视线）。这一期的两篇文章介绍了占了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两个大国－印度和中国－的近况：如何向印度教徒传扬福音，以及中国教会现在面临的挑战。即使面临重重的压力和挑战，这两个国家中的教会都在急速成长。相比之下，中东的有形教会却在急速衰落。这一期的最后一篇文章点出了中东地区的基督教人口现状，让我们仍然看到了那个地区的希望。

葛培理曾说，他最显著的贡献，是1974年的洛桑世界福音大会，以及由此产生的洛桑运动。道格·伯兹奥尔（洛桑运动的名誉主席）在文章中写到：“今年，在我们庆祝洛桑运动40周年之际，我们一起来纪念1974年那次划时代的会议－在我看来，这是基督教史上意义最为深远的一次普世宣教大会。”第一届洛桑大会有着三大具有全球意义的贡献：《洛桑信约》，整全宣教的概念，以及“未得之民”这一个新的宣教范式。洛桑1974也孕育了一个全球性的运动。道格最后总结到：“这是上帝透过如同葛培理和斯托得这样被圣灵恩膏的领袖，赐给他子民的祝福……我相信，下一代将会从40年前的“洛桑1974”大会中受到启发和激励，继续前行。”

“成功神学给基督徒的教导是：作为上帝所赐产业的一部分，基督徒在今生享有从神而来一定的属灵和物质祝福的权利。”Kwabena Asamoah-Gyadu阐述道(加纳三一神学院研究当代非洲基督教与五旬节主义的教授)。让福音派基督徒特别的担忧的是：这种神学强调物质的祝福才是忠心敬虔最重要的指标。成功神学亦很难处理痛苦和失望。成功神学的传播是基督教宣教在我们的时代遭遇的一个主要的挑战，尤其在许多追求成功的年轻人被这样虚假的承诺所吸引时。“目前的宣教与神学的研究必须继续阐明对这个听起来迷人，但与使命之主，基督耶稣所坚持的价值全然不同的福音的坚定的回应。”他如此总结。

最近在温州和北京发生的事件让中国的基督徒们担心，政府要发动一场打压合法教会和家庭教会的运动。托马斯·哈维（英国牛津宣教研究中心的教务长），保罗（埃默里大学法学院宗教与法律中心，中国宗教和政治方面的专家），以及卢敬雄（哥顿－康威尔神学院，威尔逊世界宣教中心的主任）将其解读为：“这些事件反映出中国教会以及中国社会在本质上的变化，以及这样的变化将如何影响政教关系。”例如，中国的基督徒群体现在已经代表着快速成长的大城市中有着强大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利益群体。因而，“虽然到目前为止，一些人所预测的全国性的逼迫还没有开始，但是这些事件还是反映了政府领导人对基督教不断增长的担忧和戒备。”

印度教宣称全世界有9亿信徒，是继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后的世界第三大宗教。其中绝大部分－即超过8亿2千7百万的信徒－生活在印度。透过教育，医疗以及敬拜基督群体的发展，福音为边缘群体的利益和整体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然而，在很多方面，福音的传播者往往难以使福音处境化到文化中，从而难以让这些边缘群体有机会确实地来审查福音，使其能植根于本土文化中并结出果子。” Rabbi Jayakaran（“平使者”机构的主席和管理者）如此写道。我们常常无法使福音与西方文化的外包装分开，因着先入为主的将印度文化的家庭和群体行为定义为有罪和邪恶的，从而要求一个对信仰感兴趣的年轻人必须在家庭和信仰之间做出一个选择。因此，他提议说：“我们需要勇敢的打开这个包裹，好像脆弱的将福音呈现出来，让其他群体来去审视，改变，接受或拒绝。”

“在近代史上，全球宗教格局最深刻的变化之一是，长期生活在中东地区的基督徒群体比例在持续下降。”吉娜·祖罗（哥顿－康维尔神学院，全球基督教研究中心助理主任）写道。长期居住在中东地区的基督徒现在分散到了全球，而来自世界各地的基督徒越来越多的被吸引到了中东。中东地区的基督徒是处于激烈的社会和政治压力下的少数派，而这种双向的移民趋势成了为中东基督徒提供支持的一种独特的挑战。她总结说：“即使中东的宗教格局瞬息万变，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全新的责任，需要超越宗教差异来推动对话和合作。”

如果对这些文章有任何的提问或是评论，请发送邮件到[email protected]. 下一期的《洛桑全球分析》将会在2014年9月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