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sanne Global Analysis

         

洛桑1974

传承使命

2006年,葛培理在接受美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被问到一个问题:在他60年影响深远的全球性的侍奉中,他认为有着最具持久性的事工是什么。让采访者颇为惊讶的是,葛培理回答说:他最显著的贡献,是1974年的洛桑世界福音大会,以及由此产生的洛桑运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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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福音派领袖,葛培理透过在世界各地的大型布道会,广播,书籍,电影,会议等方式影响了数以百万记的人群。尽管如此,他却越来越看到1974年7月,在瑞士洛桑的那次大会所带来的影响有多深远。

今年,在我们庆祝洛桑运动40周年之际,我们一起来纪念1974年那次划时代的会议-在我看来,这是基督教史上意义最为深远的一次普世宣教大会。这篇文章将从7个方面来探讨这样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传承。

1. 历史背景

1974年七月,来自150个国家的2700名基督教领袖汇集一堂,以“让全地听见他的声音”为主题,一同探讨普世宣教的挑战和机遇。《时代周刊》将1974的洛桑大会形容为“这是一个惊人的论坛,可能是有史以来有着最广范围代表的基督徒聚会。”

1974,有着如此广泛范围代表参与的聚会恰逢其时。颇具历史意义的1910年爱丁堡世界宣教大会聚集了1200名宣教领袖,但是他们当中90%都来自欧洲和北美。这个比例反映出当时基督徒分布的状况-绝大部分都在北半球。而宣教在很大程度上被理解为“从西方到非西方”的运动。

然而,1910年爱丁堡会议给宣教运动带来了不可忽视的推动和影响,到了1974年,教会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都经历了巨大的增长。此外,到了1974年,新的政治,经济,以及意识形态状况铺陈的外在的全球环境,让1974洛桑会议一方面得以实现,另一方面则成为必要。我们可以说,“洛桑1974”是在全球基督教发生里程碑式的变化时举行的。

2. 有着全球影响力的领袖

于“洛桑1974”而言,葛培理是看见其异象,并且催化其产生的人物。若没有葛培理的号召力,这次大会很难得以举行。葛培理是当时的中心人物,他还召集了一群能力非凡的领袖,包括杰克·戴恩主教和约翰·斯托得博士。而斯托得博士更是被邀请成为大会的解经讲员,以及大会文件-《洛桑信约》-的总设计师。

斯托得最初不愿意参加,但是他的角色后来被证明是最为显著的。他和葛培理成为这次大会中最伟大的两位人物:
斯托得是全球最值得信赖的牧师/神学家,葛培理是全球最被喜爱和尊敬的布道家/活动家。而这两位的联合正体现了大会的精神,为“思考-实践者”的而有的聚集。
葛培理和斯托得清楚的提出异象,呼吁“全教会将整全的福音带到全世界。”
他们也塑造了“洛桑精神”,葛培理将其描述为“谦卑,友谊,研究,祷告,配搭,和盼望。”

1910年爱丁堡大会的与会人员几乎全是宣教领袖,而“洛桑1974”的与会人员则囊括了牧师,教会领袖,学者,以及来自工商界,政府,以及媒体的领袖。

3. 《洛桑信约》

第一届洛桑大会有着三大具有全球意义的贡献。而其中最大的贡献则是斯托得起草的《洛桑信约》。这份信约被广泛认为是新教时代最重要的宣教文件,也被公认为是福音派信仰最简洁最有力的表达。因此,这份信约在大会之后成为了联结和动员教会参与普世宣教的力量。

4. 整全的宣教

“普世基督教协会”(WCC)在二十世纪早期和中期过度强调“社会福音”,而福音派对其举动的回应则忽略了其历来有的对福音的社会影响层面的委身。这样的局面在洛桑大会得到改观,并且在年轻的拉丁美洲神学家塞缪尔·埃斯科瓦尔,和拉美的学生工作者勒内·帕迪拉的努力下,持续得着极大的改变。

在《洛桑信约》的第五条-基督教的社会责任-中,斯托得精准的抓住了埃斯科瓦尔和帕迪拉先知般话语的精髓:

“我们确信:上帝是全人类的创造者及审判者,祂关注人类社会的公义及和平,关顾受欺压的人的自由。因此,我们也应当如此关注…我们在此悔改,因我们忽略了社会关怀,甚至常常认为福音布道与社会关怀是互不相容的。尽管与人和好并不等同于与上帝和好,社会关怀也不等同于福音布道,政治解放也不等同于救恩,我们仍然确信:福音布道和社会政治关怀都是基督徒的责任…”

此后40年,福音派的思考和参与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世界展望会”以及“国际公义事工”这样的组织的出现和增长则是一个明证。

5. 未得之民

洛桑大会第三项伟大的贡献是发现和引进了一个新的宣教范式。1974年之前,教会和宣教领袖的宣教理念中,宣教士应当被差遣到全球150多个国家中去。因为人们普遍相信,每一个国家都应当有教会被建立,甚至有人认为宣教任务已经快完成了,可以告一个段落了。然而,拉尔夫·温德博士挑战了这一观念。他引入了一个概念,圣经中的“万民”应该被理解为“民族-语言”意义上的族群,而不是政治意义上的国家。他估计,还有16,000个族群,即15亿人口还没有任何可以听到福音的管道。

这意味着宣教无法停止,而是需要带着全新的动力开展一个全新的运动。这个全新的范式则几乎给全球每一个宣教机构,神学院,以及参与宣教的教会带来了深远影响。

6. 洛桑运动

也许大会带来最意外的结果就是洛桑运动本身的诞生,这是葛培理也没有预想到的。然而,在“洛桑1974”筹备的最后一年中,人们很明显的看到,当来自东西南北的学者,领袖,和实践者们彼此联结交通时,令人兴奋的新的思考源源不断的涌现。而这些思潮和想法则得以在一个持续的实体平台中得着表达和呈现。

自“洛桑1974”以来,洛桑运动已经召开了后续两界世界福音大会:
第二届大会于1989年在马尼拉召开,主题是“宣扬基督,至主再来”,并且发表了《马尼拉宣言》。
第三届大会于2010年在开普敦召开,主题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并且发表了《开普敦承诺》。

此外,洛桑运动已经召开了近30个全球磋商会议。这些小型磋商会议,加上两次世界福音大会,一共产生了65篇洛桑不定期论文。洛桑还召开了两界全球青年洛桑大会。第三界青年洛桑大会计划于2016年召开。

在谈到“洛桑1974”以及随之产生的洛桑运动时,斯托得写到:“很多大会如同一个烟花表演:在一声巨响之后,用辉煌花火短暂的照亮夜空。而洛桑大会令人兴奋的是,它的火花持续在点燃其他的火花。”

7. 洛桑运动中的众运动

“洛桑1974”孕育了一个全球性的运动。它为全球福音派带来了新的气象和合一,在普世宣教上引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七条不同的支流涌入了大会,每一支都有其独特的历史,理念,期待,和愿望:
近40%的与会者来自与WCC相关的教会。他们是一群有着福音派理念的领袖,在爱丁堡1910年后成立的“国际宣教协会”(International Missions Council)失去了方向而被吸收到WCC中去了之后,他们在洛桑找到了新的家。他们被洛桑运动的思想活力和神学正统所吸引。
世界福音团契(World Evangelical Fellowship),现在的世界福音派联盟(World Evangelical Alliance),出席了大会。
学生运动的各个机构,比如学园传道会(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导航会(Navigators),国际校园福音团契(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of Evangelical Students)参与了进来,他们的特点是积极的参与信仰和文化的互动。
从全球南方兴起的基督教领袖为普世宣教带来了活力和创造力,预示着全球基督教即将发生的震撼性剧变。
富勒神学院的宣教学院,以及不断增长的“教会增长运动”带来了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和定量分析的一个新的维度。
事工机构的出席标志着影响力从宗派开始转向跨教会的机构。这些机构常常由高瞻远举的活动家和企业家创建或带领,有着极强的资金筹集能力和影响力。
葛培理以及葛培理布道协会(Billy Graham Evangelistic Association)代表了第七个支流。

葛培理将福音派世界汇聚到了洛桑,而这些支流在洛桑的汇合给了洛桑运动力量和深度。

这些力量也在交汇碰撞中雕琢了新的渠道,在洛桑运动中开创了众多运动:
众多从发展中国家来的领袖看到了整全宣教的需要,从而成立了“国际福音派宣教神学家团契”(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of Evangelical Mission Theologians)。
认同富勒宣教学院与其“教会增长运动”理念的人,开创了“公元2000运动”(AD 2000 Movement)。
世界福音团契(WEF)的领袖为了回应新的全球运动的需要,成立了WEF宣教委员会。

葛培理本人,因着对洛桑运动的性质仍然有些不确定,所以选择继续专注在福音布道上。他将精力投入在为着全球巡回布道而有的“阿姆斯特丹会议”中。事工机构的领袖们则在不同时间转换参与“洛桑运动”,“阿姆斯特丹会议”,以及“公元2000运动”。然而,学生运动的领袖,特别是国际校园(IFES),以及稳定的教会中有着福音派观念的领袖,与洛桑运动产生了共鸣,从而委身,服侍,和带领着洛桑运动。

神学反思的传承

在马尼拉会议之后,洛桑运动进入了一个较为隐藏的动态状态中。在第二个千禧年的尾声阶段,大部分的能量和精力都投入到了在公元2000年之前完成大使命的热情当中。然而,这个雄心勃勃的目标并没有实现。被实用主义与可量化的结果所占据的局面,让人们意识到更全面的神学反省和反思的需要。

21世纪初始,洛桑运动的异象和价值越发得着青睐。洛桑运动极其重视圣经根基和深刻的神学反思,并以此为策略性宣教的基础。洛桑主张:所有的神学反思都应当有宣教性的表达,而所有的宣教行动都必须有其神学根基。真正的宣教要求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

如果说“洛桑1974”代表洛桑运动的诞生,那么“开普敦2010”则象征着运动的复兴:来自198个国家的4200名代表参与了大会,将12个区域和36个议题网络联结起来,都致力于同一个根基性的异象。

这些,是40年前的那次大会留下的产业。这次历史性的大会所拥有的影响力的深度和广度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是上帝透过如同葛培理和斯托得这样被圣灵恩膏的领袖,赐给他子民的祝福。

传承使命

因此,我们当将洛桑运动的精神和传承给下一代,让他们认识和了解洛桑运动。毕竟,那些对过去有着最全面理解的人,才是最能引导我们走向未来的领袖。

过去40年,洛桑的领袖们已经开发了很多优秀的课程资源,供地方教会,大学,神学院和个人使用:
开普敦承诺的学习材料非常值得推荐。供神学院学习的是由Darrell Bock博士编写的。而供教会使用的则是由Matt Ristuccia牧师(博士)以及Sara Singleton牧师(博士)编写的。
洛桑不定期论文在最棘手的挑战和议题上,为大家提供教会最具思考力的人才的智慧。
洛桑不定期论文
正如葛培理和他时代的众多领袖从爱丁堡大会中受到激发,并且从中学习和汲取一样,我相信,下一代将会从40年前的“洛桑1974”大会中受到启发和激励,继续前行。

Endnotes

Dr. David Bruce, Billy Graham’s personal assistant, in a phone discussion in August 2006 shared this conversation with the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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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道格拉斯(道格)·伯兹奥尔,洛桑运动的名誉主席,于2004至2013担任洛桑运动的执行主席。他带领洛桑运动经历了一个在全球范围复兴的过程,最终在2010年开普敦得以呈现:第三届洛桑世界福音大会。他是惠顿学院,哥顿-康威尔神学院,哈佛大学,以及英国牛津宣教中心的毕业生

07 7月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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